再翻翻明朝的对外贸易史，我们便能大致勾勒出金鱼东渡扶桑的航迹。据《泉州市志》载：“明代开始实行‘禁海’政策，以后又有松动，开展在‘勘合政策’下的朝贡贸易。泉州被限定为‘仅通琉球’的港口。由于泉州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声誉，永乐三年(1405年)朝廷以‘诸蕃贡使益多’为由，在泉州恢复宋代曾经设置过的‘来远驿’，以专门接待外国的贡使和宾客。”至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福建市舶司为协同布政司（设在福州）管理，从泉州（市）迁至福州（市），“来远驿”一变而为“柔远驿”，现座落于福州市台江区南公园斜对面的琯后街40号，并另设一名：“福州市对外关系友好史馆。”古琉球国，今属日本冲绳县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，有“万国津梁”之称。金鱼自琉球登岸日本，顺理承章。至于金鱼为何未从明朝专门管理对日贸易的机构——宁波市舶司 “安远驿”出境游到日本，笔者只能望“史”兴叹。按说，宁波更接近中国金鱼的发祥地，是倭寇作乱使然，还是中日勘合贸易所限，或许只有九泉之下找安达喜之问问了。
虽然不知日本“泉州”名称的由来，但联想到中日文化如镜里镜外两生花的关系，此“泉州”与彼“泉州”之间，还是颇多引人遐想的姻缘。而“掉书袋”的好处，便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福州金鱼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五百年前。只是沧海桑田，旧时“东渡”变“东来”，日本兰寿的引进翻开了中日金鱼交流史的崭新一页。
兰寿，日语中写作“らんちゅう”，读作“ら=拉”—“ん=嗯 ”—“ちゅ= 秋”—“う=唔”，为汉语“卵虫”的音译。“卵虫”即“蛋种”之意，闽南话中本无“蛋”字，其称“蛋”为“卵”，可作“卵虫”自闽地传入日本的佐证之一——日本至今仍拿“卵”字表达“蛋”。为记忆方便，日语中也将“らんちゅう”写作“鱼兰鱼寿”，因汉语中没有对应词，国内曾写作“兰铸”、“兰畴”，最后约定俗成为“兰寿”。
在中国，“蛋种”金鱼，至迟出现在1596年也即明末张谦德《朱砂鱼谱》成文之前，书中提到“金管者、银管者”，据清句曲山农《金鱼图谱》注释：“凡有管者脊如虾无鬐”，可知为蛋种。蛋种发头鱼，至迟出现在清康熙年间（1662-1723），蒋在雍在其《朱鱼谱》中记有“佛顶珠”鱼：通体银白，“独于脑上透红一点，圆如珠而高厚者方是。”证明其时蛋金顶瘤已然生成。在日本，“卵虫”一词最早出现《金鱼玩养草》中，1764年出版的《万芸似合袋》中有“狮子头兰寿”记载。有图为证的，是栗本丹洲（1756年～1834）所著《鱼虫谱》一书，内有关于“金鳖”鱼的介绍，称其亦名“兰虫”，其中略有头瘤、背光滑的、比较好看的“金鳖”称作“狮子头”鱼。“金鳖”者，《金鱼图谱》中亦有说明，“用小鳖鱼者，其子脊无翅，身扁而短润，名曰金鳖”，可知是原始蛋鱼的总称；“狮子头”者，宝使奎《金鱼饲育法》（作于1852年前）有载，“又有一种于头上生肉，指余厚，致两眼内陷者，尤为玩家为尚，此种纯白而红其首者为上品，名之曰狮子头鱼，愈老其首肉愈高大。”
据此，笔者提出日本兰寿与王字虎头（古老的蛋种高头型）同宗同种，从词源学上讲，两者在演进过程中应存在“借用”关系。这一观点，与网间通行的中日两国由原始“蛋金”平行发展的说法不符，而迄今为止，我并未见后者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。前几日遇到李振德先生，也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：“自古而今，中日两国金鱼的交流就从未中断过。”
（1985年，叶其昌（右）与汪聿刚（中）、陈镇平（左）在福州市花木公司新店鱼场。 反清复明供图）
（中国兰寿培育的先行者—— 叶其昌先生被 CCTV10《水下淘“金”》报道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