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956年上海中山公园金鱼展览会上的两尾红虎头。右下一尾呈高头型，左上一尾呈寿星型。关于中国虎头鱼的头型变化，留存的资料几近为零，故很难考证。叶嘉供图）
（拆迁前的官园鱼市，鱼盆、鸟笼都让人备感留恋。）
冬去春来，《虎啸龙吟》这篇迟迟不敢落笔。去年秋天，我曾在阜城门内福绥境胡同的那片平房院落间逡巡，希望能打探到刘景春后人的音讯，徒然，人去鱼亡，那座草木葱笼、绿水悠然的四合院已夷为平地，唯见高楼蛮霸。不想两月后，又闻官园鱼市即将整体搬迁的消息，我提早跑去拍些影像，雾锁灰墙，灯影如豆，不时遇见同来“凭吊”的老玩主，一脸恓惶。那时分，真叫拔剑四顾心茫然。
而我的思路，并不想在那片废墟上多作停留。这时代轰隆行疾驶的列车什么都可以轧过碾过趟过，何论小小金鱼？我要追问的是：为什么王字虎头这一中国金鱼的高端品种会江河日下，几近灭绝？而在未来的时日，它能不能抖落满身的疮痍和尘土，重振虎威？为此，我拨通了原北京花木公司金鱼场场长、与金鱼打了四十多年交道的李振德先生家的电话，请他指点迷津。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坑塘养殖的兴起。王字虎头三四年头冠才成型，且在坑塘里退化明显，从经济效益上比不过一年就能出卖相的狮子头、鹤顶红等大路货，没人养，很快就衰落了。”李振德说。
与王字虎头同命运的，还有鹅头红、蛋绒球、鼓眼帽子、虎头龙睛、丹凤、翻鳃等等传统品种，它们或存在于老辈人的记忆，或定格在老的画册或邮票上，即使残留世间，品相也让人不忍细看。而它们被冷落甚至遗忘，并非因为品貌不佳——许多品种有着难以替代的风姿和神韵——而是受制于一个字：“钱”。
金鱼金鱼，当人们赞美它“活的艺术品”时，却常常忽略一个现实：艺术，是人在温饱之后、闲暇之中的审美创造。如果成天为柴米油盐发愁，那么谈“玩物”，谈玩得多么高雅多么精致，本就是奢侈的——穷玩至死者有，但多半疯半痴——对普罗大众来说，窝头总是高于金鱼的。更何况，金鱼又是不折不扣的人造艺术品，比之捏泥人、画鼻烟壶啥的，它一点不缺技术含量，可论体力付出，它也一点不比耍中幡、拉大弓的来得少。用“金鱼徐”第十代传人徐立才的话说：“养鱼这行当，是个粗中有细、细中有精的活儿，好人不爱干，赖人干不了，毕竟是个苦差使，需要耐心、细心和恒心。”这些心力的投注，处处都是成本。这成本谁来扛？玩家。而金鱼如任何产品一样，越是高端——以培育难、精品少、欣赏价值高等为参数——成本越高，以至超出平民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。因此，中国金鱼之高端，自古就是由皇门公府、达官显贵、富贾巨商、文人雅士撑起来的，这一点，从中国金鱼的源流说，则唐肃宗的放生池，宋高宗的德寿宫、金章宗的鱼藻殿、明神宗的赛鱼会，每每都是例证，而最典型的，莫过于因“宫廷金鱼”而闻名的“金鱼徐”的家世沉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