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和许祺源老人一席谈
七月流火，暑气渐消。在网间潜水多日，偶尔上来冒个泡，不亦乐乎。近些日子，鱼送友的送友，送上帝的送上帝，缸中留下两三尾，看着惬意，心里也不觉寥阔了许多。翻看平日里搜罗的金鱼书籍和网文，每有所感，总愧疚于过往心浮气燥的日子。其中一本，便是许祺源所著的《东方圣鱼》一书。之前读过一二遍，都不如这回觉得熨贴。毕竟是一位养鱼半个多世纪的老人的经验之谈，言之有物，论之有据，比那些道听途说的胡编乱造不知强过多少。
碰巧，上周从大苏打那里得知，许先生看了我发表在《水族世界》上的《传统与玩家》一文后，很想和我聊聊，于是周五，不揣冒昧地给老人拔了电话。
知道他是无锡人，还怕江浙话听着费劲，还好，电话那头半熟的普通话字正腔圆，且嗓音高亮，抑扬有韵，并不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。
起初只想问个好，表示下晚辈的敬意，不想一聊竟是半个多小时，我勿忙间拿出本小贴士，潦草地记下几笔。全程我大概说了十来句，其余都是听他说，揣想老人平日里总会有几分寂寞吧。
话间自然要提到“许氏鹅头红”。老人说，“许氏”之名并非自封，而是《水族世界》的总编拜访他时提出的。这里多少有些误会。老人不上网，对中金网那段鹅头红的南北之争不甚了了，自不知是先有“许氏鹅头红”，后有《水族世界》。而依我在《传统与玩家》的观点，许氏鹅头红也好，红顶虎头也罢，只要是好鱼就好，名位倒在其次。老人说，为了培育“许氏鹅头”，他前后花了几十年的功夫，一代代地提纯、复壮……我忽而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民间玩家对“知识产权”的自觉维护，耿耿于怀也在情理之中。
转而又想，如果红顶虎头真是在许先生那里定型的——目前，红顶虎头的正品率已经比较高，可以视为一个独立品种——那么大江南北红顶虎头的养殖者饮水思源，都是该向许老道一声感谢的。
再者，便是鱼“大”为美的问题。老人说了个笑话，一次全国金鱼品赏会上，一位落榜的四川业者发牢骚：“这哪里是选美呀，分明是在选举重运动员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鱼个头儿小，赛不过福州的。许先生说：“品鱼品的是个美字，鱼要协调均衡，光图大就走偏了。”这点，我举双手赞成，但我依然认为，两条鱼，在其他标准上难分伯仲时，大者胜。在《传统与玩家》里，我曾说：“以大为美”固然不妥，但大，确是美的重要维度……福州鱼场的一大功绩，就是让金鱼的体格有了飞跃……看半尺有余的巨寿在池里悠然而行，那雍容自持的气度绝非几条“珍珠丸子”可比。”而在《寿辩》里，我又写道，这大，是形体之大，更是精神之大。有个头儿没气质，那叫傻大，如今一些福州鱼塘里就充斥着这样的“傻大骡子”，的确是授人以柄。
有趣的是，北方乃至江浙的业者，谈起福州鱼时，总会端出后者生长期长的优势，而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事实：日本与北京基本同纬度，其成年组照样可拿出20余公分的巨寿来。我想，比生长期，大概都是“一年决胜负”的观念在作祟——当然，背后更有行业现状与市场竞争的客观制约。
而许先生和我谈的最多的，则是中国金鱼的没落：好品种纷纷流到国外，新品种无法保持长久……诸多感慨，虽然我在过往文章中已有述及，但当一个前辈在耳畔言之切切时，一时间真有些心绪杂陈，一言难尽……
想来，许先生的家可能最接近于《传统与玩家》里提到的家庭鱼坊。他本业是中医，养鱼是业余爱好，不为稻粱谋，故可以沉下心来“做鱼”：“一个好品种可不是两三年就能培育出的，急功近利要不得。”他说。
许先生另一个特点，是介乎于鱼农与科研专家之间。鱼农以赚钱为本务，迎合起市场他们并不傻，而如果让他们为一个品系苦心造诣地传承几年甚至几代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科研专家似乎对鱼的物种遗传兴趣更大，鱼对他们来说，与其养在盆中，不如搁在显微镜下。相较于鱼农，许先生多了份文化涵养——故才有国粹没落的忧思；相较于科研专家，许先生又多了份与鱼相亲的情意，故说的是行内话，且能说到点上。
我想，许先生称玩家是当之无愧的。在他身上，可以读出中国金鱼传承的悠远流脉。在这一流脉中，金鱼作为鱼匠们的创造，至少可以上升到“民间艺术”的层次。他们会像描画一只美轮美奂的鼻烟壶那样，忘情地培育自己心爱的“棋盘子”、“元宝红”、“凤尾五花大珠鳞”、“十二红”……他们会为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呕心沥血，魂牵梦绕——在文革时，许先生竟然把鱼藏在开水壶里，才躲过红卫兵抄家的劫难。正是他们，造就了中国金鱼的异彩纷呈，也是他们，让世界人民领受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感。此刻，当老人家把日久积郁的情感倾吐之时，怎能不为之感动？
而许老生对中国金鱼现状的忧虑与激愤，我想也是因为玩家的没落吧。在《传统与玩家》里，我提出“文化、闲暇、真情、财富”于玩家一个都不能少，而这对中国的当下而言，显然是有几分奢侈的。在我们追慕日本业者的艺术精神时，却常常忽略，艺术本是奢侈的，或在物质层面，或在精神层面，而中国的当下正缺少化育玩家的土壤。
若是细说从头，则在“金鱼徐”先辈们那里，这玩家的四条“腿儿”，或可东拼西凑地补全，而改朝换代后，少了王公贵族的支撑，靠金鱼养家糊口便成了难事。在我早先的记忆里，那些走街串巷叫卖小金鱼的，多是小农户或城市平民，《鱼事与人事》中讲的老师傅即是一位，而他家的生活境况只能用差强度日来形容，哪会孤注一掷地想着“做鱼”。稍好些的，是那些被收编进公园或科研院所的养鱼人，这些吃官粮的“公家”人，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，还有些“做鱼”的心气儿——即使是在解放前，“金鱼徐”在中山公园里也是能金屋藏娇的。但随着全民皆商时代的到来，最后的后花园也被捣毁了，于是有了今天的“愉园”，也算是一种进化吧。
传统的废墟上，横生的是规模化、产业化的养殖模式。以北京黑庄户为代表，金鱼从盆养到了池养，最后坑塘放养，与之相伴的，则是鱼越养越粗放，越养越鄙俗。“老祖宗经过千年的驯化，才把它从野生池塘养到了盆里，现在却又养回到池塘里了，这分明是倒退！”听得出，老人有些痛心疾首：“我们不能只想着赚钱呀。1981年，我的十二红才10公分多大，新加坡鱼商就一百美元一条要收，我不卖，一是这个品种还没定型，二是这个种气我要保留。不能把好鱼都送走了，自己家却留不住；不能再搞恶性竞争了，让外商把便宜占个够……”
我倾听着，一时竟有些麻木、茫然。类似的话，我也曾说过、听过许多，但有什么办法呢。且不说那些鱼农们为生计而生的短视，是多么的情有可原，即论是许先生这样享有良好口碑的养鱼人，又是什么境遇呢？据他讲，同为金鱼名家的伍惠生先生，竟然因为搞的是金鱼研究而评不上高级工程师，因为有关部门认为，搞金鱼是不务正业。“再者，即使玩家培育出一个好品种，又能有多少应得的回报呢？层层盘剥下来，往往是得不偿失的……”老人话语中又透出几多无奈。
是的，为了心中的中国金鱼梦，我说过养殖户，说过中间商，说过消费者，可如今想来，在一个貌似处处讲文化实则处处没文化的时代里，又能希求什么呢？我一直弄不清中国的那些政府部门、协会组织，成天都在想什么，都在做什么，但可以想见，让他们向许先生这样一辈子爱鱼如子的躬行者鞠个躬，是很难做到的。
当然，我也曾寄望于网络。但当领教了虚拟世界的本质后，我更愿闷口气潜入水下，看云水间，戏台上，人来人往，鸡鸣狗吠……
而今天，这位不上网的老前辈，却让我时时心潮起伏。谈话中，许先生多次提到：“看到你写的文章，知道还有许多年轻人都在关心着中国的金鱼事业，心里特别地高兴，希望你能继续用你的笔，为中国金鱼的振兴呼吁，千万不要让咱们中国的宝贝丢掉了……”拳拳之心，眷眷之意，可我又能做什么呢，我只能由衷地送上一份祝福——
老人家，祝您身体健康，晚年幸福
有机会去无锡，一定去您家看望……[ 此贴被林海在2007-08-28 10:57重新编辑 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