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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楼发表于: 2009-07-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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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金鱼池东街十四楼六号，我访问了牟庆增。他现在北京市花木公司当“鱼把式”，还选为崇文区政协委员。他年过花甲，满头霜发，但腰板硬朗，脸色红里透紫，跟我握手时，还挺有劲呢。
牟师傅住着楼上的三间房，家里的“现代化”玩艺已经配了套。我坐定后便问： “听说，您是‘金鱼世家’?”牟师傅缓缓地说： “听老辈人讲，我们家从明朝起就养小金鱼。那时这一带尽是鱼坑，有一亩地大的，也有两三亩大的。在旧社会，每年腊月二十三‘祭灶’之后，我们养鱼的都得往宫里进贡一千条金鱼，不但不给分文，还得搭上十两银子。”
我奇怪地问： “那为什么?”牟师傅愤愤地说： “进贡的金鱼，有人验收。万一挑出不合格的打个欺君之罪，就要遭殃。这十两银子，就是准备贿赂管验收的。”
“我从十四岁起，就挑担子走街串巷卖小金鱼。那时吆喝一天也赚不了两斤杂合面钱。碰上地痞、流氓、国民党伤兵，抓了金鱼，你若要钱，“伸手便打你个鼻青脸肿，有次连鱼挑子也给你砸了。”
“在外面受气，回到家也受罪。”牟师傅接着说： “龙须沟滋生的蚊子、蝇子，横冲直撞直碰脸；长尾巴蛆也从门缝、窗缝往屋里爬。一到夏秋，每天扫地，—簸箕土里就半簸箕蛆。老舍编《龙须沟》的戏时，采访过我三次，还让我说说怎么卖小金鱼呢。”
牟师傅坐在沙发上，望着满屋漂亮的家具和“机械化”设备，激动得白胡茬直抖。“想想过去，再看看现在，真是地狱换了天堂呀。”
在他的带领下，我又来到了北京市花木公司牟师傅工作的鱼场里。只见一溜溜水泥抹的池子和瓦盆里，嬉游着很多斑澜多姿的金鱼，我问牟师傅： “听说您的‘桃李’遍天下啦？”牟师傅谦和地回答： “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养金鱼技艺，总得有人接续，不能带到棺材里。我先后带的徒弟有几十个。有的在北京的公园工作，也有的是外地来拜师学艺的，这个鱼场的场长李振德，就是从十五岁起就职我当徒弟的。”
牟师傅笑着又说： “我这一辈子喜爱金鱼，连做梦都在跟金鱼说话。可解放前，虽经几代人的辛勤培育，我们这里只有三十几个金鱼品种；解放后虽有了发展，十年动乱又砸了不少，这几年千方百计，终于发展到六十多个品种了，比解放前翻了—番。听说，有不少外国人都对我们的金鱼很感兴趣，要买的数量大得惊人。为了美化人民的生活，为国家多嫌外汇，我豁出这把者骨头，也得把这个国内最大的金鱼场办得好上加好 ……
我的采访结束了。短短几天里，我看到了龙须沟人的今天的笑颜，还听到了他们感激党，感激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心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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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 1楼发表于: 2009-07-09

从清末到芦沟桥事变之前，金鱼池一帝，垂柳被伐，园亭颓废，龙须沟污水流淌其自然景色已不引起人们的兴趣，甚至反而令人生厌了，但它的金鱼业还曾兴盛过一个时候。

那时，天坛的北坛墙墙根下，有一溜低矮的房子，住着补锅的、焊洋铁壶的、打铁的、开木匠铺的……各种手艺人。隔着一条土路，对面就是自天桥折而向东流的龙须沟。从天坛北门向西，走不到三百米，龙须沟有一个向北去的沟岔，把整个金鱼池分成东、西池两块地方。

大约民国初年，有一曾姓官僚从一些养鱼人家手里收买了西池的所有池塘，计有一百多亩地，二、三十个坑，加以整修，雇了徐家、张家、姚家等十几个鱼把式，开办了《知乐渔庄》。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，该渔庄最是兴旺。经理是当过国民党文安县县长的曾云沛。他让手下的一个名叫赵德鹏的马弃做二当家和代理人，总管渔庄事务。后来，赵德鹏的儿子赵奎玉也在渔庄管事。当年，《知乐渔庄》是北京最大的金鱼养殖场，也兼养其他鱼，用吸水机给鱼坑换水，在那个时候已属先进之举了。营业部设在今向荣街北口一带。门口挂着一块黑漆金匾。夏季在室外摆列鱼盆，展销各种金鱼，冬天，则移至室内。前来观赏和购买金鱼的人各级都有。渔庄门口也常有小汽车停靠。另外，平民百姓，大至官僚买办，使馆洋人都有。渔庄还派渔工给那订购金鱼的有钱有势的人家送去上好的品种，还批发一般的金鱼给那些小鱼贩子。贩小金鱼卖的，大都是民国八年以来河北文安县发大水逃荒来的灾民，以民国二十六年逃来的灾民为最多。先后累计起来，大约有四百多户，二千多人。他们身住简随的窝棚，贩来一点小金鱼到街上叫卖，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他们就住在金鱼池东南边，那是旧北京的一个贫民窟。

东金鱼池有徐家、牟家、张家经营的三个渔场。他们都住在牟家井，南边就是养鱼的池塘。他们的渔场，规模耍小得多，一家只有几个坑。一般情况下不雇伙计，只靠全家人动手养鱼度日。他们都是养鱼世家，有的，从明朝起，祖先就在这儿干这一行。代代相传，传到牟庆增，已是第五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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